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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海滨. 环境与国际关系: 全球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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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宋阳标.《粮食法》征求意见：骑墙即纵容 转基因条款被批[EB/OL].(2012-03-01)[2020-04-20)

关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学界在工业文明兴起之后开始重视，概括起来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政治本质上是不相关的，两者之间不存在互动关系，属于科学中性理论，主张科学是价值无涉的，要从一切意识形态因素中分离出来。第二种观点是“科学—政治”决定论，包含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见解：见解一主张科学对政治起决定作用，简单来讲就是科技专家在政治制度中起决定作用，“专家治国论”(“科技统治论”)就是其中的主要形式。“专家治国论”(英文为technocracy)产生于1932年，认为科学家之间研究、交流和达成一致的科学共识是政策制定的权威基础，在20世纪中后期得到迅速发展，代表人物有加尔布雷斯、丹尼尔·贝尔等。关于“专家治国论”的观点，学术界有过这样那样的批判性分析，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哈贝哈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一书中提出建立科技、政治、公众有机互动的机制[1]110-116。见解二即科学的社会建构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产生的，代表人物有拉图尔、福柯等，从相反的角度讨论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认为科学知识是由社会建构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决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相比于前几种观点中存在的偏见，第三种观点是相对中立的。此观点认为科学与政治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和密切的联系，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这就是“科学—政治”互动论。“科学—政治”互动论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默顿和贝尔纳。受到他们的影响，20世纪中叶以后，很多政治学者对科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提出自己的见解，比如说所罗门和戈斯顿等。这些学者们虽然理论形式不同，但都认为要在科学与政治之间保持张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于建立科技、政治、公众互动的机制也进行了相关的探讨，2000年至今共有两篇博士论文将科学与政治的交互作用作为研究主题，此外，近两年来也有一些小论文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这些成果主要是从宏观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视角对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研究，笔者在借鉴前人的论点的基础之上，以气候变化议题为切入点，在对“专家治国论”即“科学—政治”互动的线性模型的认识基础之上，探究“科学—政治”互动的协商模型。一、 气候变化与“科学—政治”互动的两种模型人类活动造成的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在全球变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20世纪气候科学家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在通过很多努力后得出的一个共识。[2]但是围绕着它一直存在两个派别之间的争论：气候变化支持论者和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后者质疑人为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反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历届气候谈判证实，气候变化涉及科学、政治、公众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国内生态和社会威胁等方面是积极的，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方面扮演着重要参与者的角色。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行解决。为了制定更加合理的科技政策，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政府及政府间的行动。气候变化议题提供了一个考察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良好视角。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即IPCC成立，IPCC提出的科学证据是国际气候政治行动的核心基础。南京大学的戴建平副教授指出，“IPCC 报告的‘科学’共识，实际上是科学和政治协商、妥协的结果”[3]。气候变化议题呈现出复杂的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传统的“科学—政治”互动的线性模型即“专家治国论”提出质疑。根据梁孝等学者的观点，专家治国论把科学技术仅仅理解为工具理性，忽略了人类社会是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推动的，而价值理性需要依赖于政治领域的制度建设。[4]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中，很多人仍然将科学与政治分离。科学被视作对普遍真理的寻求，代表大公无私的价值观；与之相反，政治则致力于运用权力来控制人们的行为，其中充斥着混乱的利益冲突。这一二元论的划界表明科学与政治之间的清晰划分—换句话说，政治家依据科学专家通过同行评议获取的重要的科学知识来制定明确的政策，然后通过政治行动促进这些政策目标的实现。然而，这一“科学—政治”关系的“线性模型”却面临三个主要的挑战。第一，运用科学证据来证明政策的正当性，经常具有不确定性。在本议题中表现为，在历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尤其是巴黎会议)中，关于升温目标一直存有科学争议，尚未达成科学共识。“但政治上的博弈和干预显然会牺牲科学上的怀疑或不同观点，从而影响科学自身的完整性和客观性”。[3]第二，在政策实施方面，政治家对某类科学的见解往往比科学家的见解更具有决定意义。比如说特朗普一直对气候变暖持有否定的观点，他在推特上多次对这一观点进行嘲讽，认为这都是专家的“危言耸听”[5]，并以此为依据退出《巴黎协定》。第三，政治家的好恶能够对某类科学的发展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比如说特朗普执政之后，推翻奥巴马时期抑制碳排放的环境政策，气候变化科学基础研究经费也大幅缩水，这样就严重阻碍了美国气候科学的发展。当国家领导人一边倒地支持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观点的时候，他们会错误地抵制控制碳排放、开发新能源等政策，这除了会造成本国公众不能够从这些政策中受益之外，还会对国际气候治理目标的实现造成威胁。这突出地表现为特朗普对“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全球变暖”这一科学观点的否定态度，对美国公众的切身利益和国际气候治理体制的公正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一“科学—政治”的线性关系过于看重政治家的个人意愿，将科学视作服膺于政治的工具理性。本文以气候变化议题为例，提出“科学—政治”互动的协商模型，并不是旨在用该模型代替线性模型，而是希望提供一个民主的视角，丰富关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协商模型的中心思想在于科学知识存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倡导科学家、政治家与公众之间的平等对话，制定服务于社会需求的政策。协商模型蕴含着对不同的价值观的尊重和欣赏，蕴含着平等和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这一模型，能够发挥民众的创造性作用。二、 协商模型的实施原则通过“保持科学和政治的各自独立性”“扩大关于科学和政治的辩论”“倡导科学与政治的平等合作”这三项原则，协商模型对科学与政治的角色作出规范，推动双方进行有效的谈判。协商模型的原则确立了科学和政治如何保持并发展各自的角色，并将影响扩展到各自角色以外的范畴及至整个社会。通过这几项原则的实施，不仅要在科学与政治之间寻找一个权衡，还要扩大公众的参与度，实现协商过程和结果的最优化，达到多赢。(一)保持科学和政治的各自独立性协商模型主张科学的多元化，反对线性模型对科学知识不确定性的掩盖。通过扩大关于气候科学和气候政治的辩论，保持科学和政治的各自独立性。虽然气候变化科学中怀疑论的声音是非主流的，但是并不能否认其在科学争论中发挥的作用。气候变化支持论者和怀疑论者在各自的科学工作的基础之上会互相做出批评，如果这种批评能够经受得住同行检验，就能够丰富关于气候科学的争论。激烈的科学争论对推动气候科学的进步来说是必要的。科学是在不断证伪和范式的不断转换中发展的。通过正确识别和处理科学不确定性，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声音就能够对气候科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在过去三十多年间，IPCC的科学共识推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产生，但是又制约了相关的政治辩论：随着IPCC的声明变得越来越强硬，政治辩论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运用科学确定性代替科学不确定性，将具有确定性的知识作为政策制定的唯一基础，是具有潜在的危险的，这会导致对作为政治决策基础的民众观点的忽视，引发公众的不满。与之相反，科学和政治都应保持其各自的独立性，政治不应该将科学视作产生确定性知识的工具，科学也不应该将自己视作政治的附庸。在协商模型的指导下，政治家们将科学不确定性视作不可避免的。在制定政策和采取政治行动的过程中，政治家需要避免关于科学确定性的错觉，将气候科学的指导作用视作有限的，不要将专家科学视作唯一正确的价值标准，在作出政治决策之前，要征求外行公众的意见。(二)扩大科学和政治的辩论在协商模型的指导下，气候研究结果的增多并不会造成政治冲突的减少，反之，也许会引发更激烈的关于气候的政治辩论。丰富而充实的气候政治辩论会促进公平有效的气候政策的制定。在气候变化议题中，“科学永远无法对任何事情做出具有绝对的确定性的证明”[6]。政策制定者需要承认气候怀疑论者在政治辩论中的合法性，加入与对气候科学主流观点持不同意见者的对话，为他们提供有利于科学研究的宽松稳定的环境，包括研究经费等多方面的支持。在过去的多年间，气候政治辩论是由“工业排放等人为因素引起的全球变暖产生全球性的不利影响”这一问题所支配的。以IPCC为代表的世界一流科学家们表明如果我们不采取社会干预措施，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的发生；气候科学为目前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合理性作出担保。这导致将政治辩论限制在围绕“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分配”这一问题的讨论范畴内。在民主的政治辩论中，除了将这类预言视作“警告”之外，还应该将关于气候政治的辩论延展到对社会发展的理想前景的寻觅。“气候政策目标可以转化为更为广泛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增长性收益”。[7]关于气候政治的辩论能够扩展到更广泛的关于经济、环境和社会永续发展的讨论，最终目标在于使得目前的社会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转变。民主的气候政治辩论所推动的“气候减缓和适应行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将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完成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7]。在协商模型中，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能够有利于促进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将关于科学和政治的辩论扩大到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的实现。(三)倡导科学与政治的平等合作“线性模型”将科学与政治这两个领域视作分离的，忽略了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公众的声音是需要被听见的，这是具有缺陷性的。因此我们需要探索科学与政治之间理想的互动模型，即“协商模型”。在“协商模型”中，一方并不是要服务于另一方，而是寻求科学与政治这两个领域的友好结盟。相较于科学与政治的相对独立，实现它们的联姻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在气候变化议题中，科学是政治决策的合法性基础，政治也会对科学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通过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主体间交往，一方面为政治家提供科学咨询，让他们了解与政策相关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让科学家了解到政策发展的方向，使得他们对相关的研究经费的投入有所了解。在“协商模型”中，除了科学家与政治家的平等对话之外，科学家还要向公众解释他们的研究与公众的关联，政治家只有在征询民意之后，才能作出决策。一方面，科学家运用证据证明一个科学议题(如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性，为关于气候变化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科学家从政治家那里获取资源和政策支持，由此建立科学家与政治家的长效合作机制。还有，决策要体现公众的声音和他们的价值诉求，通过对政策实施过程中结果的不断评估，对政策作出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正。三、 协商模型的具体实施方法根据“协商模型”，在复杂的社会或环境议题的处理过程中，科学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需要创造一个忠诚且互相信任的环境，为外行公众提供和专业人才一同促进科技研发创新的机会，将外行知识视作实现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宝贵财富。通过“呈现‘科学共识’的建立过程”“建立促进科学家与政治家交流的组织”“对外行知识投入关注”等方法，协商模型得以建立。(一)呈现“科学共识”的建立过程在与政治对话的过程中，科学的声音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科学家关于同一科学议题甚至会产生截然相反的观点。关于谁是正确的或哪种科学观点应该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诸如《巴黎协定》等气候变化国际公约制定的基础是以IPCC为代表的专家小组关于气候科学的协商性“共识”。但是科学领域的意见分歧不是要被决策者所忽略的，只有通过促进持不同科学观点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交流，才能为关于政治决策制定的辩论提供更多的空间。科学的多样性也是需要使公众了解到的。通过呈现“科学共识”的建立过程，避免使公众产生这样一种错觉——政治决策的制定建立在具有绝对确定性的科学基础之上。如戴建平副教授认为，“气候科学共识并不代表没有科学异议( 怀疑甚至否定 IPCC 共识的科学观点) ;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气候科学中异议的存在，才是气候科学共识一再被强调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气候科学中许多层次上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仅从科学自身出发，是很难达成如此广泛明确的共识。”“由于 IPCC 的工作原则是‘尽可能地达成共识’，所以总是会通过各种途径克服不确定性和冲突最终达成一致。”[3]只有向公众呈现出科学不确定性，才能有助于公众出于情感、伦理、价值观等方面的考量作出民主的决策。而且，还需使公众意识到，科学确定性并不是真理的标准，“科学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不断打破既有的共识性认知”[8]。公众才能意识到科学其实是不断建构的过程，这样才不至于出于政治目的对不同科学观点进行掩盖，忽略民众的声音。(二)建立促进科学家与政治家交流的组织科学家们通过加入促进科学家与政治家的协调互动的组织，意识到自身所承担的不同角色：一方面是实验室中真理的探索者，另一方面是“政策选择的诚实的代理人”[9]。通过这类组织提供的平台，科学家们向政治家们提供作为政策制定基础的科学知识。在气候变化领域，桥接科学与政治的最有成效的公共机构就是IPCC。IPCC将国际气候科学界关于这门科学的观点汇聚起来，通过发布评估报告的方式提供关于气候问题的科学认识的权威性的国际声明。随着历届国际气候会议的召开，IPCC为科学—政治的协调互动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根据IPCC的章程，该组织的目标是在全面、客观、公开和透明的基础上，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科学、经济、社会等方面以及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进行评估。[10]“由于评估内容中涉及多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科以及诸多潜在政策选项，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历来十分重视气候评估报告的结论”。[11]通过建立这类组织，对影响决策的科学分歧进行评估和处理，围绕这些分歧展开一系列的协商，形成广泛的政策共识。有一些学者如Hulme[12]、Grundmann和Stehr[13]等人认为，IPCC的科学报告限制了政策选择的可能性空间。值得一提的是，IPCC报告的科学结论也是科学家们在有限的空间内完成的，与气候科学涵盖的广博的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告诉我们仅仅关注IPCC专家组的知识是不够的，需要发挥外行知识的作用，将专业知识和外行知识共同运用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三)对外行知识投入关注科学家们的研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和有限性。在面对气候变化之类的复杂议题做出政策决定的时候，需要专家知识与外行知识共同发挥作用。基于对外行知识的承认和尊重，专家和外行积极互动，共同促进知识的产生，旨在达成一个符合民意的政治决策。从坎布里亚羊事件中，我们看到专家知识和外行知识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由于长期在坎布里亚从事养殖业，当地居民对所处情境和本土知识理解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要比专家更深刻，而如果针对特定问题给出的科学建议未能考虑本土性因素或者说本土知识的话，那么其效果便可想而知了”[14]。公众在伦理、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考虑甚至能够超越科学家和政治家的观点，应该是科学家、政治家、公众共同作出政策决定。在诸如农业、畜牧业等某些领域，专家知识甚至比不上外行知识，如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忽略了对外行的本土性知识的吸纳，甚至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专家只有通过和外行之间的沟通，才能为具有创造性的政治决策的构建提供基础。对外行知识的尊重能够促进更民主的政治决策的产生，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产生多样性与异质性的知识，推动政治决策的创新。如果把科学家的知识视作唯一有效性的知识，不仅会造成政策方面的失误，而且会滋长将科学视作唯一正确的价值观这样一种偏见。事实上科学不是万能的，如果将科学视作唯一的救世主，就会形成忽视人文精神的唯科学主义。通过使外行公众充分地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或能建立科学家与公众之间信任与平等对话的机制，在政策的制定中体现人文关怀。四、 科学家、政治家和公众共同参与政策制定科学与政治同属于人类文化活动，地位是平等的。通过科学家、政治家和外行公众之间的协商，实现不同价值观的互动，可以推动政策的创新。参与这一过程的行动者包括科学家、政治家及外行公众。在这一互动式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第一，科学家除了提供尽可能多的可靠的知识之外，还要如实地反映科学的不确定性；第二，政治家应避免将科学视作实现政治利益的工具；第三，依据平等的原则，发挥公众知识尤其是本土性知识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在这样一种共同参与的过程中，科学家和政治家扮演互补性角色，非科学界与科学界对政治决策的形成共同承担责任。科学家和政治家的互动实际上是为涉及大多数外行公众的政策制定过程作准备。政策制定过程需要建立公众监督和参与的机制，以避免科学成为政客的工具、科学家与政治家结成利益联盟等。为充分开展科学家、政治家和外行公众之间的平等对话，需要达成如下适当的条件。第一，确立共同的目标。气候变化是一个关乎全人类的生死存亡的全球性议题，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这一挑战能够保证社会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前进，彰显对生命的尊重和人文关怀。为了实现这一共同目标，需要政治家、科学家和一般公众的广泛参与。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科学家一方面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促成适应并减缓气候变化的新技术的研发，满足民众对这类技术的迫切需求；同时政府需要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充足的经费，为新技术的研发提供政策和制度保障。此外，只有通过政府在政策和制度上的扶持和约束，才能够确保科技成果在社会上的应用，使得公众逐渐适应低碳生活方式等。第二，建立信任的环境。为了实现合作，行动者需要互相尊重和信任，需要缩小专家和非专家交流的鸿沟，事实上，这两类群体的界定往往是模糊的。专家与非专家受众之间要学会在理解基础上互相倾听。在气候变化议题中，专家面对非专家受众，不要仅仅把他们视作相关知识的缺失者，事实上，非专家所拥有的科学知识尤其是地方性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比专家更深刻。科学家应该坦白说出他们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并使公众意识到不确定性在科学中普遍存在，科学进步的重要指标是应对科学不确定性的能力。必须确保科学家和政治家获得公众的信任，政策制定即是行动者通过相互的理解而达成一致的过程。第三，需要平衡行动者在知识和权力等方面的差距。只有政治家、外行公众在相关的议题上获得知识和技能，即平衡行动者之间的知识差距，才能够促进他们参与的可能性。科学家与公众的沟通要想取得成功，要了解公众想要知道什么，告诉公众自己的专业知识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实际影响。除了平衡知识差距以外，还需要承认政治家和科学家、一般公众之间存在权力方面的不平等，以便在共同参与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处理这些不平等。“在开口之前,必须学会倾听。要让你自己被别人理解,你首先要理解别人”。[15]必须意识到，政治家、科学家的身份并不比外行公众更尊贵，这才是他们有效地磋商的前提。在上述三方面的条件下，行动者之间有理解和信任，权力关系是平衡的，身份地位是平等的，在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的获得方面是对等的。在这一过程中，兼顾到公众的需求、科学不确定性以及各方面的利害关系；外行公众有发言权，科学家和政治家对社会和公众负责任，他们共同作出政策决定，这一新路径，打破了过去政策制定过程中单向度地对科学的依赖，在新时期新政策出台前，除了公众要被告知之外，还必须争得他们的认可。比如英国议会在修改与婴儿能否具有“一父两母”的人工授精技术相关的法律之前，将公众对相关议题的意见作为重要的参考。[16]再比如2012年11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就《粮食法》的制定向社会各界征询公众意见。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认为，本次出台的《粮食法》征求意见稿禁止“主粮运用转基因技术”“是尊重了大的声音和诉求的表现”[17]。结语为应对气候变化这类复杂的、长期的挑战，科学家、政治家和公众之间的合作是必要的。协商模型能够促进三类行动者共同参与一些重大议题的应对。“科学—政治”互动的协商模型打破了之前科技专家的意见作为政策制定的唯一正确的标准这一单向度的模式，将科学知识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等公布在公众面前，对“科学—政治”互动的线性模型作出补充。“科学—政治”互动的线性模型的前提是具有确定性的知识及其代言者会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对线性模型的过于依赖容易导致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所批判的科技对人的异化、唯科学主义等。但是另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即将科学完全政治化也是有失偏颇的，代表性学者有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他们指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活动，并不存在具有纯粹客观性的科学真理。但是科学本身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具有独立性的人类文化活动，科学真理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通过协商模型对线性模型的补充，也是要在唯科学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推动科学技术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前进。在协商模型主导下，科学必须是政策制定的基础，但不是唯一正确的基础。需要将科学中经常涉及的不确定性传达给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将学术知识与社会知识相结合。政治决策会对公众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公众有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对科学进行有效地运用能够改善公众的生活。对科学的不良运用会导致政治惰性和错误的决定，引发公众的不满。倡导科学与政治之间平等的协商，反对将科学作为政策的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尊重公众文化和价值观在决策中的作用，能够促进多元价值观的实现，为规范社会秩序做出贡献，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参考文献：[1]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2]BENGTSSO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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