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之间论伍连德之中医现代性转

伍连德(Wu Lien-teh，1879-1960)，字星联，祖籍广东新宁县，出生在马来西亚槟榔屿。1902年4月，伍连德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随后回到家乡开办诊所。1907年，应时任北洋大臣袁世凯的邀请，出任北洋陆军医校帮办(副校长)。1937年，由于日本全面侵华，伍连德假道香港回到家乡。在中国的30年间，伍连德不仅在学术上提出开创性的理论，还在传染病宏观防治方法、海港检疫体系、医院建设、全面禁止鸦片和医学外交等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在学术理论创新方面，伍连德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肺鼠疫”的提出、中间宿主和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分析；二是与王吉民合著《中国医史》(HistoryofChineseMedicine)，梳理了中国自周代以来的医政、疾病史和医学家及其学派，并对中医的现代性转型做了开创性的探索。在实践方面，伍连德扑灭三次爆发在中国境内的鼠疫，特别是1910-1911年间东北的鼠疫；积极参与防治霍乱、猩红热和其他传染病的工作；率先在东北建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并在厦门、上海等海港建立海港检疫管理处；积极投入中国的医疗事业的建设，如在哈尔滨、三姓(依兰)和拉哈苏苏(同江)建立防疫医院，在沈阳建立东北陆军医院，在北京建立中央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积极协调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筹建北京协和医院等；大力宣传鸦片等毒品的危害，代表中国政府前往海牙签署1912年颁布的《海牙禁止鸦片公约》；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伍连德于1911年4月在沈阳举行鼠疫会议，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在大会上发出中国的声音；此外，在众友人的协助下，伍连德创立中华医学会，创办《中华医学杂志》。由是观之，无论在医学理论的创新和具体实践上，如现代医院的建立、医学杂志的创办、医学会的成立、现代医学实践和中国现代医学防疫体系的建立，还是在中医的现代性转型的探索方面，伍连德被视作“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梁启超赞誉伍连德道：“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1)梁启超著、胡跃生校注：《梁启超家书校注本》，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年，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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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伍连德的研究，大体可分为如下四种进路：第一，将伍连德的生平与事业置于进化史观视域下的研究，即以时间为线索，历数第一位剑桥大学的华人医学博士、第一位公共防疫专家、第一位被推举为医学会议主席的华人和“肺鼠疫”理论的首位提出者等，从而使得这一进路的研究“遁入庸常科学史固有的思维路径，去历数、归纳技术的递进，学说的成长，个体的荣耀……姿态中还掺杂着浓烈的民族主义偏狭意气，映出辉格史学(所谓‘爱国主义’的科学史)的愚昧胎记”(2)参见王一方：《历史过山车上的伍连德》，《该死，拉锁卡住了》，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85页。，以王哲的《国士无双伍连德》为代表。第二，突出伍连德作为鼠疫斗士的研究，即将论述的重点置于勾勒伍连德扑灭东北鼠疫的过程和研究“肺鼠疫”的传染源、中间宿主和传播方式上，以马学博的《伍连德学术生涯中的开创性理论建树》(3)马学博：《伍连德学术生涯中的开创性理论建树》，《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年第3期。为代表。第三，或以伍连德扑灭东北鼠疫，或以伍连德收回海港建议权为契入点，分析以伍连德为代表的清末民初知识群体在中国现代性转型的大潮中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张力，以及分析哈尔滨鼠疫防疫领导权之争背后的包括主权之争，中西医之争和清末中央与地方之间角力，前者以李淑飞的《海峡华人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观念——伍连德与林文庆的比较研究》(4)李淑飞：《海峡华人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观念——伍连德与林文庆的比较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为代表，后者以杜继红的《清季哈尔滨防疫领导权争执之背景》(5)杜继红：《清季哈尔滨防疫领导权争执之背景》，《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8期；胡成：《东北地区肺鼠疫蔓延期间的主权之争()》，《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9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为代表。第四，以伍连德主持召开的万国鼠疫会议为契入点，详述万国鼠疫会议的历史、报道与记录，以陈垣编撰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6)参见陈垣：《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中国荒政书集成》第12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为代表。此外，汉语学界还陆续翻译出版了伍连德的系列论著《中国医史》(2009，英文影印本)、《鼠疫斗士——一位现代中国医生的自传》(2011)和《伍连德及东三省防疫资料辑录》(全三册，2019)，以及出版了收录近年中国与东南亚两地区有关伍连德的多篇代表性学术与非学术类论述的综合性文集《发现伍连德：诺贝尔奖候选人华人第一人》(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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