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科学家科技智库与公共决策(2)

2.2 科学与政治关系的模式和类型

有学者把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划分为不同的模式和类型。Price［11］提出的协调谱系理论，将完全的科学探索与完全的政治责任置于谱系的两端：当科技政策的目标越接近于完全的科学探索，科学的政治过程更倾向于科学家的自由探索和自治；当科技政策的目的更具有政治责任或政治目标的性质时，科学的政治过程倾向于更多地考虑政治责任。Funtowicz［12］区分了5种科学和政策关系的模型：（1）现代模型，以精确证明的方式应用的科学事实决定政策是否正确；（2）预防模型，科学存在不完美性，在决策中存在一种附加的规范因素即预防；（3）框架模型，首要的决策任务是给要讨论的相关科学问题以及选择哪些科学学科去解决这些问题划定框架；（4）划界模型，要对提供科学信息的各类组织和个人进行严格划界，防止有损科学诚信的政治干预；（5）扩展参与模型，科学被认为是政策过程中作为证据引入的关联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公民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既是批评者也是创造者。

3 科学家和科技智库在公共决策中的角色与作用

3.1 科学家和科技智库在公共决策中的角色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不断拓展的政府活动和新的科技风险已经促进了先进工业国家对技术建议的依赖，在帮助代表们决定怎样的政策将有效推进公共利益时，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已经在典型的民主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4］108。Pielke［13］将科学家的角色划分为4种类型：纯粹的科学家、科学仲裁者、观点辩护者和政策选择的诚实代理人。纯粹的科学家集中于完全不考虑其使用和效用的研究，在其最纯粹的形式中与决策者没有直接的关联；观点辩护者聚焦于研究对一个特定的政治议程的含义，与决策者结合并努力参与到决策过程中；科学仲裁者与决策者有直接的互动，关注于那些能够被科学解决的议题，这些议题源于决策者提出的问题，或者来自决策者之间的争论；政策选择的诚实代理人通过扩展决策者可用的选择范围来参与决策。刘立［14］把上述分类与中国的实际和实践结合起来，从两种科学观和是否参政议政两个维度将科学家分为出世型、仲裁型、旁观型和入世型4种类型。

3.2 科学家和科技智库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

二战以来，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科学技术不仅成为公共决策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公共决策的基础。随着决策过程越来越复杂，公共决策对专业知识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公共决策需要更多熟悉科技发展趋势、懂得科技规律的科学家提供专家咨询，科学家和科技智库得以广泛而深入地介入决策过程，为决策者提供专业知识和科学建议已成为科学家和科技智库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科学知识和科学家会发挥重大、有效或特殊的作用。Jasanoff［15］提出科学家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在于与政策制定者就政策目标和科学技术的治理方式等内容进行对话、取得共识。Resnik［16］认为科学家们不应该只是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他们还应该帮助外行人去理解和解读这些信息，把这些信息应用到政策议题中去，并帮助他们评估不同的政策选择、提出自己的建议。科技智库作为公共政策的研究、分析和参与机构，针对国内、国际问题开展政策导向的研究、分析和建议，使决策者和公众对公共政策问题作出全面的、有效的决策；将复杂晦涩的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知识转化为公众和社会管理者能够理解、获得和使用的信息［17］。

3.3 科学家和科技智库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

政策领域是影响科学家和科技智库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Cozzens等［18］认为在基础研究相关的决策中，科学家的作用最为突出，其咨询工作成效也最为显著；在其他科技类型的政策中，科学家就不具有类似的“统治权”。Smith［19］通过对美国政府部门的科技咨询活动进行分析，发现科学家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发挥的影响力存在明显差异，在技术性强的国防、环境、科技等政策领域，科学家的作用要比在涉及科技内容较少的外交、社会、军控等领域明显得多。

政策过程阶段也对科学家和科技智库作用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科学家在政策过程的早期运作阶段，拥有更大的机会对政策过程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对议题在最初阶段如何定义起到关键作用［20］。随着政策过程阶段的演进，对于参与者组织结构、职责、流程等方面的制度规则越来越明确、具体，科学家的作用空间往往在制度的约束下呈现下降态势［21］。刘海波［22］认为中国科技政策过程的专家参与主要体现在想法—政策阶段和政策—程序—实践阶段，在概念—政策阶段的参与则显得不够制度化。汝鹏等［23］提出在政策议程设置阶段，科学家经常能够发挥比较突出的作用；在政策方案规划和采纳阶段，科学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必要的咨询意见；而在政策实施和评估阶段，科学家则再次成为决策的核心。

文章来源：《科学通报》 网址: http://www.kxtbzz.cn/qikandaodu/2021/0626/10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