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之间论伍连德之中医现代性转(2)

由上观之，就研究主题而言，学界有关伍连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扑灭东北鼠疫上；就研究目的而言，通过对伍连德的研究或通过史料的梳理，尽可能还原清末东北鼠疫防疫过程中的中国与俄日间的角力以及中央与地方间的张力，或通过考究伍连德在海港检疫权中所使用的汉语(“争主权”“雪耻”等)与英语(up-to-date)之不同，呈现以伍连德为代表的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现代性拥抱的混合型心态，即“对于民族主义保国和西化强国的双重诉求”(7)杨祥银、王鹏：《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伍连德对收回海港检疫权的混合论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51页。。伍连德绝非在真空中存在的个体，而是如王一方所总结的：“伍连德的一生展示的是一位正直学人在大时代的转身之间，由技术专家(注重技术关怀)向公共知识分子(注重社会与公众责任)进发的心灵历史，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打开的是一部社会与思想的甄别史，一部人性的蒙难史。”(8)王一方：《历史过山车上的伍连德》，《该死，拉锁卡住了》，第185页。鉴于此，本文以伍连德有关中医的论述为研究对象，着力阐释伍连德对中医现代性转型的探索，从而窥见以伍连德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思想的现代性转型的大背景中所呈现出的家国情怀和世界眼光。

二

由于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大量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在近代中国医学界出现了中医存废之争：第一，以俞樾和余岩为代表的“废医存药”派，并推动国民政府颁布《废止中医案》；第二，以恽铁樵和丁福保为代表的中西汇通派，即主张中西医当“通其可通，而并存其异”，以在我国形成“尽美尽善之医学”；在此基础上，丁福保主张中医通过科学进行改造，以促进中医形成科学化的体系。伴随着理论上的争鸣，近代中国社会在实践上同样存在着“废除中医”派和“保全国医”派的角力。目睹中西医相互攻讦，加之深刻意识到“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社会发展规律，伍连德开始对中医的现代性转型进行不自觉地探索。

伍连德有关中医的论述较为分散，除与王吉民合著《中国医史》外，散见于《医学现在之取缔及将来之挽救商榷书》(1915)、《论中国急宜谋进医学教育》(1915)、《论中国卫生事业之建设》(1916)、《对于中国医学之管见》(1934)、《中国医学之复兴》(1936)和《鼠疫斗士》(1958)等。由于系统地接受西医教育，加之目睹在扑灭东北鼠疫过程中中医医务人员的糟糕表现，因而早年的伍连德在笃定西医的同时，对中医有所批评。如，在论及中医医务人员在东北鼠疫中的表现时，伍连德批评道：“旧式医生在那次大灾难中表现得束手无策，在满洲的200名著名旧式医生中，至少有80人死于感染……”(9)伍连德：《鼠疫斗士(下)》，程光胜、马学博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01—702页。又如，伍连德在自传中两次论及旧式医生在袁世凯病危期间的糟糕表现，“1915年袁世凯总统病重的最后几天，我作为主诊医师的那些经历就是证明”(10)同上，第701页。。然而，对中医的批评并非伍连德的目的。随着对中医的认识愈加深刻和身处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时代洪流中，伍连德不仅为中国第一部《中国医学史》作序(1921)，而且与王吉民合著《中国医史》(1932)，还在各种场合对自西周朝以来灿烂的中医大加褒扬，甚至将中医诊断中的把脉赞誉为“在脉搏记录仪和心电图问世之前，上述那些脉搏的复杂临床表现显然已经有人描述过！”(11)同上，第697页。毋庸置疑，伍连德绝非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之人，他对中医的态度从早年的批评到后期的肯定的转变，当视作他在中国推行西医遭遇中医顽强抵抗后，对中医的现代性转型不自觉地探索，以期实现中医的现代化转型和中国医学的长足进步的双重目的。既如此，伍连德探索中医的现代性转型的尝试表现在哪些方面？在中医存废的时代，他究竟属于废医存药派还是中西汇通派？他评价中医的判断标准又是什么？

首先，伍连德对中医进行“把脉”，指出中医存在的问题是不科学和未进化。在《陆海军参用中西医论》中，对陆海军中使用中医的现象，他批评“中医既未涉猎此种科学，又未经历凡此效验，无裨戎行，确为不可掩饰之事实”，并将中医与西医间的关系总结为“中西两医之不相投合，犹如凿柄冰炭。新旧冲突，共济惟难”，将中西医之特点分别归纳为“一者往前直追，欲造绝域，一则望后留恋，故步自封，背道而驰，优劣因之牵转”，还将当时社会上呼吁留存中医的行为之目的斥为仅仅为了“保存国粹，或为习惯相沿”(12)伍连德：《陆海军参用中西医论》，《中华医学杂志》1916年第2卷第1期，第2页。，而不是遵循进化之理、具有科学精神之举。可见，伍连德对中医的“诊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在诊疗手段上不遵循科学，无法校验，即中医不“科学”；第二，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望后”，使中医“固步自封，执迷不返，以致疾病时乘无法拯救”(13)伍连德：《论中国卫生事业之建设》，《大中华杂志》1916年第2卷第11期，第4页。，即中医未“进化”。也就是说，伍连德对中医的批判始终围绕着近代中国两大时代精神——“科学”和“进化”：其一，中医的诊疗方法不遵循科学，即“不是根据个人观察和研究写出来的独创性著述”(14)伍连德：《鼠疫斗士(下)》，第705页。，而仅仅依照“前人的著作”，使中医“不愧不学无术，以人命为草菅”(15)伍连德：《论中国卫生事业之建设》，《大中华杂志》1916年第2卷第11期，第1—2页。；其二，由于中医从业者一方面“偶有所得，秘而不宣，则日久渐就湮没”(16)同上，第2页。，另一方面“墨守旧法，不知变通，好古己非，又不敏求”(17)伍连德：《中国医学史序》，《中华医学杂志》1921年第7卷第2期，第1页。，所以“日益退步”。为此，伍连德不得不从理论上解决中医所面临的上述问题，否则要么不能抚慰中医界的生存焦虑，要么无法实现医学在中国的进步。

文章来源：《科学通报》 网址: http://www.kxtbzz.cn/qikandaodu/2021/0617/9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