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之间论伍连德之中医现代性转(4)

最后，关于中医的进化问题。与运用培根的“经验”与“科学”在本质上无严格区分驳斥持中医是非科学的观点不同，伍连德多次强调中医不仅未进化、而且是退化，因而原本历史上灿烂辉煌的中医逐渐丧失往日的荣光，呈现为寻章摘句、为前人著作注疏的形态。对此，伍连德认为原因虽多，但中国医学史的缺乏是其重要原因。正如他在为首部中国医学史做序时说的：“神农皇帝，实为世界医学家之鼻祖。于历史上最有荣光，乃延至今日，我国医学反居人后，其中原因虽多，而医史阙如亦其一也。”(31)伍连德：《中国医学史序》，《中华医学杂志》1921年第7卷第2期，第1页。缘何伍连德认为医史的缺失是导致中医难以进化的重要原因呢？“盍统系既不可稽，斯沿革莫由参考，年湮代远，可资科学之研究者，只有陈陈相因，各立门户之书籍耳，岂圣哲求新之本耶？”(32)同上，第1页。也就是说，在伍连德看来，正是由于中医缺乏医史，使后世无法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即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上一层楼，实现中医的进化，而只能陈陈相因，各立门户之见，甚至“墨守旧法，不知变通，好古己非”。另外，伍连德还援引日本正因为有医史，使其能够“舍其旧而新是图，日新不已，进步不已，日本之善善从长，猛进维新如是”(33)伍连德：《读日本医学史感言》，《中华医学杂志》1919年第5卷第1期，第6页。。

伍连德认为中国缺乏医史是导致中医极难进化的重要原因，所以他一方面鼓励同行撰写中国医史，另一方面还与王吉民共同撰写《中国医史》，以为促进后世中国医学的进化奠定基础(34)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817页。。为了撰写出更好的中国医学史，以“为促进吾国医学之良导线也”(35)伍连德：《中国医学史序》，《中华医学杂志》1921年第7卷第2期，第2页。，《中国医史》将中国传统医学分为四个时期：古代或传说时期(BC2697-BC1122)、黄金时期(BC1121-AD960)、争鸣时期(AD961-AD1800)和现代或转折时期(AD1801-AD1936)。通过细致的梳理，《中国医史》发现“中医的思维和演进中的许多重要变化清晰可辨，也可以溯源”(36)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第xxvi页。，从而驳斥美国医学史家嘉里逊(Fielding H. Garrison, 1870-1935)在《医学史》(HistoryofMedicine)中称“中国医学是完全静止的”(37)陈琦：《王吉民、伍连德的〈中国医史〉及其中译本》，《虎门文史》第3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65页。的观点。至于历代中国医学的特点，伍连德总结道：“周朝的特点是其理论思维。当时的医学尤其主要受到哲学教义的影响。公认中医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汉代——最浓墨重彩……他们强调直接观察，使医学更加科学化。迄今为止，中医可以说是完全本土的。但在唐朝，佛教的传入带来了印度的理念和治疗方法……发明了治病的符咒体系，就这样诞生了各种形式的治疗方式，人们也开始使用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38)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第xxvi-xxvii页。最后，虽然《中国医史》总结了中国医学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但伍连德并未将其称作“进化”，即在《中国医史》中伍连德所运用的是“Change”(变化)，即“shows that numerous important changes in medical thoughts and movements can be traced and distinguished”，而不是“Evolve”(进化)。因此，伍连德梳理中国医史的目的并不是呈现中国医学的进化，而是为后世中国医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以促进中国医学的进化和中医的现代性转型。

三

综上所述，由于面对着由船坚炮利和廉价商品叩关的西方文明的挑战，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中国正经历着艰辛的外源性现代性历程，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在调适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以达到逐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和民族国家重新确立与强大的目的。中国传统文化暗含着所谓的“民族主义”，寓意着对本土文化的自信；而后者即“现代化”(39)杨祥银、王鹏：《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伍连德对收回海港检疫权的混合论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51页。，则寓意着与洋人合作(包括引入洋人的思想)，从而实现西化强国的目的。作为当时中国医学界之代表的伍连德，同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间的张力中寻找平衡，其对中医现代性的探索便是典型体现。

为了实现中医的现代性转型，伍连德一方面肯定中医的价值，如承认中医辉煌灿烂的历史和肯定多数中药的临床治疗效果；另一方面竭力将促使西方列强和日本实现腾飞的“科学”引入中医，如“利用深奥生物理化之学理”将中药科学化和借助依据国家统一制定的培养大纲而形成的考题逐渐将“世袭儒医、神巫医、江湖医”剔除出中医从业者队伍。如此看来，伍连德对中医现代性转型的探索既不同于余岩之流粗暴地将中医彻底废除的做法，又不同于恽铁樵之辈以中医为本位，强调中医与西医在最初意义上是“理一分殊”的做法。他另辟蹊径：不是以中、西医学的标准来评判对方，而是以科学为尺度，将符合科学的称作“新医”，将不契合科学的称作“旧医”。伍连德认为，“科学”并非西方的专属，而是一种具有最大通约性的方法，即科学不问东西，而是价值中立的。需指出的是，伍连德借助中国医学史成为中医进化的“良导线”并非如某些学者所批评的是一种“庸俗进化论”(40)张婷婷：《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的中医存废之争》，《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47页。。恰恰相反，伍连德建议尝试着从中国医学内部挖掘促进中医进化的东西，而非“庸俗进化论”所秉持的“西方的总比中国的好”的观念。加之，在伍连德的“新医”中不仅涵盖着以科学为方法的“西医”，还包括经科学化的“中医”。由此可见，在伍连德主张以中国医史促进中医进化的尝试告诉我们：“进化”不分中西。惟其如此，方能理解伍连德自传书名中“现代”(41)关于伍连德的自传，中文标题为《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相应的英文为PlagueFighter:TheAutobiographyofAmodernChinesePhysician。很明显，中文译本既剔除了“现代”，又去掉了“中国”。不知是伍连德之女伍玉玲女士的要求，还是译者故意这样模糊处理。从伍连德撰写的英文标题来看，“现代”和“中国”正好是伍连德毕生的两个追求。的内涵，以及其在“中西医的对立”一章中发出的“这种人是西医还是中医呢”(42)伍连德：《鼠疫斗士(下)》，第705页。的喟叹。最后，伍连德对中医现代性转型尝试的探索就如其对医学的态度一样是向他者敞开的，因而并不是所谓“唯一”的。

文章来源：《科学通报》 网址: http://www.kxtbzz.cn/qikandaodu/2021/0617/994.html